东吴嘉禾五年，一个秋天的正午，荆州长沙郡的上茹丘集市上，一位名叫杨马的男子，正在采购食物。这一日的集市正在赶集，熙熙攘攘的人群比肩继踵。有的左顾右看，拿不定主意要买什么，有的和亲朋有说有笑，与其说是采购，不如说来凑热闹，有的，则一本正经在商贩摊位前精挑细选，生怕选到不好的食货。
杨马今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妻子在家中再三叮嘱：要先把粟换了猪肉，家中主食和菜很多，一概不要买。杨马本是粗心之人，这会儿正惦记着妻子的叮嘱，嘴里不停重复着妻子的话。他走近一家卖米的摊位，问老板道：“换些钱，怎么折算？”老板问：“换什么？”杨马说：“换粟”，老板答：“五钱十斤。”杨马觉着价格公道，便没砍价，于是卸下肩上背着的一袋粟，领了五钱，又找了家卖肉的摊位，买了猪肉和狗肉。
杨马到家后，妻子见他圆满完成了任务，甚是开心，拿着猪肉和狗肉，入了厨房。杨马妻子，早已将黍焖着，这会儿又小心洗了猪肉，用刀切成细条，放在鬲中，又添了些醯、盐和梅子进去，腌了小半个时辰，将肉取出，架在火上烤。一并又准备了些韭菜和野菜，等会儿一齐吃。
不一会儿，饭好了。首先端上来的，自然是烤猪肉，还有一碗酱也跟着端了上来，好用猪肉蘸着吃，添些味道。接着，韭菜和野菜也入了席，最后，黍也焖好了，一并上来的，还有一大碗豆羮。
杨马和妻子，在刚刚宁息了数年的三国战火中，享受着这片刻的幸福和宁静。
汉末农耕图
由于《三国志》多记载人物事迹，有关百姓饮食的文字，不多。幸而有裴松之的注，并《后汉书》一些内容，以及现代出土的长沙走马楼简牍，可以让后人窥见端倪。
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人们，主食也吃米，但他们的米，与今日颇不相同。他们将米分为几个品级：稻、黍、稷，其中，稻为最上品。而“稻”，通常是有名望的人或大户人家的日常主食，普通百姓往往只有在特殊日子或祭祀时才能享用，这一规定，是礼制的约束，并不是仅仅因为稻子太少。普通百姓家中，最常食用的主食，是黍米。有的黍米，带有一定黏性，可以做成类似糕一样的食物来吃。甚至许多百姓，还将稗当作主食来吃。
黍
黍米
古者燔黍食稗。
那时的人们，也吃不上我们今天这么丰富的菜肴。像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菠菜这些，都是后来才有的。那时所谓的菜，品种极少，主要是韭菜、芹菜和白菜，以及一些野菜。而且汉末三国时期的百姓们，也会像今天一样，在菜里放些肉，混着吃。只是他们认为的素食，和今天的严格素食主义者们认为的不同，他们认为，菜里没有肉，就是素食，至于蛋类这些，他们并不认为是荤食。
韭
昌邑王道上不素食。师古曰：“菜无肉食也。”
汉末的百姓们，主要吃猪肉、羊肉和狗肉，牛非常宝贵，没人吃牛肉。《盐铁论》里说，古人吃猪肉，通常是将猪肉撕开，然后用火烤着吃。实际上，炒食法的普及，是近代才有的事（因为离不开精炼油），漫长的古代，都以烤食法和煮食法为主，偶尔有人用动物油脂炒菜，就算稀奇了。因此，汉末三国时期的食肉种类和方法，也与此相同。
古人捭豚以相飨。
当时的佐料，也远没有今日丰富。那时只有盐、醋（当时叫醯（xī）），和豆豉（秦汉时期刚刚诞生的新事物），偶尔用些梅。当时还经常用酱来改善口味，而那时的酱，主要是指肉酱。当时的人，已经知道用这些佐料来处理食物了。比如，当时有一种做饭方法，叫做“和”，这种方法，就是用盐、醋、肉酱和梅子，来烹调鱼肉和其它肉类。
醋
和如羹焉，水、火、醢（hǎi，肉酱）、醯（xī，醋）、盐、梅，以烹鱼肉
记载中说，“和”这种做法，类似“羹”。而所谓“羹”，主要指肉羹和豆羮。即，将肉、豆子，掺和水，一齐煮熟了食用。而用“和”这种方法做鱼肉，很可能就类似今天的鱼肉汤这类“汤饭”，而不是腌制鱼这类“干饭”。
汉末三国后千年，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一批汉代简牍，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面史料的记载。
长沙走马楼简牍
比如，有这样一则记载写到：
上茹丘男子杨马，佃田五町，凡廿七亩。其廿三亩二年常限。其四亩余力田，为米一斛六斗。定收九亩，为米十斛八斗。
这则记载，出自《吏民田家莂》。记载了东吴嘉禾年间的长沙郡上茹这个地方，一位叫杨马的男子，向官府上缴米税的情况。这位男子，家有田二十七亩，其中二十三亩按照二年常限的份额上税。其余四亩田，上米税一斛六斗。
米
从这则记载中，我们可以得知，“米”在当时，地位已经类似一般等价物了。这说明在当时，米已成为一种粮食的代表，这样，就印证了当时米产的丰富，以及平民百姓以米作为主食的记载了。